第五章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分部）

（1958.8—1985.4）

第一节  定址创业 初露峥嵘（1958-1965）

1958年8月，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华中师范学院图画系与音乐系、湖北群众艺术干部学校以及中南美专留汉部分合并，筹建湖北艺术学院。9月，朱明远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王太刚任党委副书记，林路（主管音乐系）、杨立光（主管美术系）任副院长。学院设音乐系（包括音乐附中）和美术系（包括美术附中）。10月，成立湖北艺术学院（以下简称“湖艺”）。至此，武昌艺专学脉合二为一。音乐系由华师音乐系与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合并而成，以武昌解放路原中南音专与中南美专校址为音乐校区（含院本部）；美术系以华师图画系改建而成，仍在昙华林原址，设为美术校区。两校区相距约为6华里。

一、建立昙华林新家园

美术校区位于武昌昙华林街东。昙华林为明洪武四年（1371年）武昌城扩建定型后逐渐形成的一条老街。周围一带不仅有医院、学校、公寓、花园、教堂等数十处百年以上的近代历史建筑，还分布着多处近、现代革命遗址和革命名人故居，是多方位反映武汉近、现代政治、教育、卫生、中西方文化交流等发展状况的缩影之地，其深厚的历史内涵与丰富的人文资源为武汉所仅见。1871年，美国圣公会驻鄂湘教区主教韦廉臣于老武昌城东北角创办“文华书院”，1909年升格为文华大学校，1924年扩建成“华中大学”。华中大学曾聘请过一些外籍教师和国内知名教授执教，故在云架桥一带修建了许多西式风格的教师公寓，名曰“华中村”。经历了近百年的沧桑巨变，许多建筑已不复存在。华中村尚存的两栋公寓，门前有两棵繁茂至今的百年朴树和榆树，后人称之为“朴园”和“榆园”（今湖北美术学院内）。1946年，钱基博入住朴树下的公寓（“朴园”），并在这里度过人生最后的11年，如今“朴园”经学院修缮改造，已成为武汉市一级保护建筑。1952年，华中大学、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三校合并，在昙华林组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华中师范学院”），设昙华林1号（现湖北中医学院）为校本部，昙华林东老武昌城外为分部，成为图画系和音乐系所在地，面积约223.5亩。1958年，华师图画系、音乐系并入湖北艺术学院时，湖北省委同意“将华中师范学院武昌昙华林分部全部校舍59110㎡拨给湖艺使用”。华师连同分部土地、校舍、教学设备、图书以及图画系、音乐系的师生等一并归属湖艺。华师音乐系迁往“两湖书院”院本部，并入中南音专成立为音乐系后，昙华林便成为美术校区。学院规划：城内以昙华林校舍为基础扩建为教学区，东临中山路，西对湖北医院，南至粮道街，北达昙华林街。城外云架桥和螃蟹甲校舍作为生活区。建院伊始，美术系和音乐系就因其地理位置与专业方向的不同而形成两个独立的校园版块，教学、行政、后勤等各项工作并行不悖。

美术系成立后，教育层次主要有本科、专科和附中。在教学上，最初设素描教学小组、图案教学小组和创作组作为基层教学组织。后又改组为室，设立油画教研室、国画教研室、工艺美术教研室、雕塑教研室、版画教研室、文艺理论研究室、湖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室和附中教研室。

美术系系科行政机构包括系办公室、附中办公室、党总支、团总支、教务科、图书资料室、教具组、总务科、技工组、会务组、炊事组、幼儿园、卫生所、美术工厂等部门。美术系主任刘依闻。

昙华林美术校区地势高低错落，古树参天，绿荫如盖，幽径蜿蜒，碧草如茵，斑驳古老的武昌城墙下流淌的护城河，自南向北从校园中穿流而过，呈现出一种饱浸着悠远历史气息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古韵。校舍中一部分为解放前的老房子（木质结构），一部分系1951年至1953年陆续兴建的楼房（混合结构），其余则为临时木板房（3114㎡的茅屋结构）。为了建设新家园，60年代起，美术系拆除了一些破旧的木板房和木质老房子，在城外杂草丛生、乱石成堆的荒地，陆续建起一栋栋红色教学楼。师生们亲手植树种花，并在校园空地上种了许多蔬菜。初春，油菜花盛开，蜂飞蝶舞，一片片黄花夹杂在绿树、红楼之间，与之相映成趣。

二、“教育大革命”中的艺术实践活动

1958年是开展“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一年。在这种形势下，湖艺建院伊始，百业待举，却很快卷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浪潮之中。学生一进学校，先在校内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教育革命”大辩论。随即，在“大放卫星”的口号下，学院将大学和附中师生混编为6个大队，分赴黄岗、荆州、孝感、襄阳、宜昌、恩施地区，下放至30个县市，116个公社、工厂，设立281个教学点，结合当地中心工作，进行教学、劳动、创作、科研、采风、辅导、演出与展览等“六结合”教学革命活动。这次大规模的下乡艺术实践和创作教学活动，极大地锻炼了美术系师生的创作能力。在3个半月时间里，美术系创作美术作品6000余件，举办画展33次，观展达55800人次；举办美术训练班93期，培养农村、工矿美术骨干1376人；进行现场教学活动144次，辅导创作民间美术工艺品1036件，促进了美术大普及，受到各地党、政府和群众欢迎。1959年5月，美术系在昙华林校区举办了建院后第一次大型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品共分13个展览室陈列。展后选送部分作品参加了“湖北省庆祝建国十周年美展”，并获得好评。

“教育大革命”虽意在改变建国初期依苏联模式形成的教育、教学制度，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却将生产劳动引入高等学校，甚至发展到以生产劳动代替教学活动，教材带有明显的政治内容，艺术实践过多，课堂教学减少，挤掉了基础训练，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加之“拔白旗”、“反右倾”等政治运动，错整了一些教师、干部，伤害了知识分子，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三、调整工作中心，整顿教学秩序

1959年6月，中央文化部发布《关于整顿各级各类艺术院校的几项规定的通知》，对艺术院校的方针任务、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习期限、招生对象和发展规模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学院贯彻通知精神，及时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和第一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并做出相应决策。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教育工作规划草案的决议》，选出了新的党委会和院务委员会，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确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任务，理顺教学、劳动、创作、科研和社会活动的关系，提高教学质量。结束了下乡实践活动后，学院开始调整工作重点，恢复正常教学，并逐步建立起稳定的教学秩序。这一年，美术系国画、油画、雕塑和工艺美术本科专业首次招生。同年，由1958年华师并入美术系的第一批学生毕业。

1961年，全国教育系统开始进行教育事业和教育政策的调整与整顿。学院全面贯彻“八字方针”、“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文件精神，制定了新的办学思想，以“继续深入开展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民族的艺术教学体系”为指导思想，依据“全面规划，积极发展，重点建设，提高质量”的发展方针，决定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加强基础训练，大力提高教学质量。美术系开始以教学为中心，合理安排教学工作、生产劳动、艺术实践及创作活动。具体采取以下措施：

（1）逐步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教务处编制了《教务工作细则》，对教学工作、学籍管理、学生生活管理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美术系认真执行此细则，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

（2）调整专业设置。依据《中央1961年制订高等美术学校教学方案的意见》，美术系对所设专业先后两次进行了调整和细化。将国画专业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学科；版画分为石版画、铜版画、木刻画学科；雕塑专业分为石刻、泥塑学科；工艺专业分为染织、装璜、陶瓷学科（后因师资不足而停办）；油画专业不分科。专业细化后，更利于有针对性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3）加强各专业的基础训练。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与学上定质、定量、定时间，确保专业基础教学和训练正常进行，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加强写生实践活动，确定每年各专业安排为期一个月深入生活和创作的实践。

（5）大力编写各专业教学大纲，加强教材建设，鼓励教师编写教材(讲义)和辅导教材。各教研室先后编撰出质量较高的教学大纲和若干教材。此外，美术系还完成了教育厅布置的教材编写任务，编写出《湖北省十年制学校图画教学大纲》（草案）。

（6）针对在“拔白旗”、“反右倾”等政治运动错整的教师、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为调动教师积极性，还确定和提升一批教师的职称。

（7）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加强创作、展出及科学研究活动。如定期举行校内观摩展览和对外展览，加强湖北民间美术研究等。美术系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创作与科研》，让师生们发表论文，开展科学研究，互相交流创作经验。各专业学生也纷纷创办类似墙报，如“青铜”、“刀笔”、“丹青”等，开展学术争鸣与艺术形式的探索。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调整和改善了各方面关系，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教学质量逐步提高。美术系还在几个有条件的专业试行了工作室制，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打开了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美术教育的新局面。

60年代初期，国内一些著名艺术家曾多次到美术系参观、视察和观摩展览，对美术系办学有很大促进作用。如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蔡若虹和力群来美术系观看学生展览，召开师生座谈会，点评学生作品，提出了中肯意见。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胡一川也曾数次到美术系来访问。这一时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华君武、傅抱石、兰州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吕斯百、南京师范学院系主任秦宣夫、北师大美术系主任李瑞年、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亚明、江苏省国画院著名画家魏紫熙等也先后到美术系参观、讲学或交流经验。1963年夏，美术系还举办过浙江美术学院油画展，进行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

四、完善系部，拓展专业

1958年至1965年期间，美术系虽然受到“教育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但仍在艰辛和曲折中探索前进，逐步建立建全了系部教学机构及专业设置，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案，确立了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建立了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

国画专业是华中地区美术教育开办最早专业之一，学制五年。国画教研室主任王霞宙，副主任张振铎。从20年代的张肇铭、王霞宙到40年代的张振铎，都为武昌艺专国画专业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国画教学始终遵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王霞宙对于教材的选定有严密的系统性，主张博采众家之长，从工笔到写意，由易入难，循序渐进。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临摹、写生、创作三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张振铎重视直观教学，经常随堂示范，将山阴画派的许多优秀传统带到湖北，并传授给学生，丰富了湖北国画教学和创作。国画专业的主要教师有王霞宙、张振铎、汤文选、邵声朗、马三和、张典芳、吕幼安、张湘之、夏略、钟鸣天、梁培浩、廖连贵、胡尧琴、叶德昌、韦江琼、陈立言等。

油画专业也是华中地区美术教育开办最早专业之一，学制五年。油画教研室主任刘依闻（兼），副主任万昊。从20世纪早期赴日本和欧洲深造、谙熟欧洲油画传统的许敦谷、关良、庄子曼、唐一禾等前辈，到师从唐一禾的杨立光、程白舟、刘依闻等第二代油画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系统的教学实践和反复的学术积累，兼收并蓄，逐步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武昌艺专现实主义学术传统。油画专业始终坚持武昌艺专现实主义传统，以“中西融合”、“洋为中用”为教学思想，同时也吸纳了苏联美术教育体系中的一些教学法，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和造型艺术基本规律的把握，重视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时期油画教学很活跃，油画专业成立了3个工作室，形成以学院派为主流，苏联画派、博巴画派、新印象派等多种流派盛行的格局，使五、六十年代的油画教学始终处于思想活跃、拓新思辨的探索之中。经过几年的努力，美术系建立起一支实力雄厚的油画教师队伍。这一时期主要教师有：杨立光、刘依闻、程白舟、万昊、孙世灏、杨焱、孙葆昌、魏正起、郑昌中、陈十梅、魏扬、谢珍珠、李承荫、雷碧农、李武英、崔炳良、崔哲民、金康年、彭述林、董中立（董立）、夏略、陈君藩、邱传皎、黄自强、白统绪、蔡迪安、伍振权、肖成章、杨惠明等。

工艺美术专业是在原华师图案专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制五年，于1959年首次招生。李一夫为教研室主任。工艺美术专业在教学中注重“学用结合”，建立了陶瓷厂和工作室作为教学实习场所。为加强民族工艺美术遗产研究，还建立了湖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室（下设陶瓷、印染、印刷、漆器、木雕、石雕、剪纸、挑花等8个小组），曾先后邀请民间艺人进校指导。1961年，工艺美术专业增设装璜、染织两个专业方向，曾在香港工作过的李一夫把国外一些现代设计理念带到学校，推动了湖北工艺设计的现代化进程。随着专业学科的扩展，教师队伍不断壮大。这一时期的主要教师有李一夫、刘艺海、梁培裕、张朗、徐慧玲、吴嘉麟、张庸、刘绍詠、陈秀珊、邹国华、何光棣、张天放、廖振华、李钢等。

雕塑专业创建于1959年6月，学制五年，分为石刻、泥塑学科，于当年首次招生。雕塑家张祖武从部队转业后，进入美术系任教，被任命为雕塑教研室主任。张祖武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后赴成都任刘开渠导师的助手。他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在教学中，坚持革命现实主义艺术观，以写实主义为基础，将以人物表现为主要内容的雕塑艺术体系引入到湖北，奠定了湖北雕塑发展的基础。雕塑教学始终遵循严基础、宽创作的理念，要求学生扎实打好专业基础，注重对民族传统雕塑资源的借鉴和利用。主要教师有张祖武、王福臻、李祥美、苏锡荣、王云章、张满汉、张一波、汪良田等。

版画专业创建于1960年，学制五年。为了筹建版画专业，先后从湖北群众艺术馆调入著名版画家陈天然和蓝玉田，接收了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李毅与刘家如、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周祥禄，组建起湖北第一支版画教师队伍，教研室主任为陈天然。这支版画教师队伍专业性强，创作经验丰富，版画专业发展迅速。在教学内容上除传统的木刻外，还开设了石版、铜版等课程，并建立石版画工作室和石版印制车间，添置了德国石版等教学设备。版画专业在教学中，要求学生重视发扬民族的文化与艺术传统，注重创作实践，颇有成效。

美术附中是在原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美术高中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制三年，后改为四年制，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学习期间不分主副科，主要是为学院培养后备生，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部分毕业生可直接分配工作。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是按中等专业学校性质来安排的。附中教学在组织工作和学生学籍管理上带有独立性质，经常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校的附中举办校际学生习作、创作交流展览和校内学习习作、创作展览。附中教师队伍中除其它专业派来的兼课教师，专任教师主要有孙葆昌、麦柏森、董中立（董立）等。

1959年6月，美术史教研组成立，后改为文艺理论研究室，阮璞任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室除了负责美术史论方面的教学，还负责教材和史论专著的编写，并参与高校组织的史学专著编写工作。阮璞负责完成了《土家族文学艺术史》中的《土家族美术史》。美术理论方面的教师还有张放、冯今松、汤麟、蒲新成等。

此外，1959年，开办了专科性质的工农预科班，学制二年，为大学本科之预备科。于当年招收了第一届学生，1961年停办。1960年，还试办“湖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班”，招收学生3人，后因生员不足而撤销。

五、贯彻双百方针，创作成就斐然

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短短几年间，美术系发展迅速，师生们在创作上显示出雄厚实力，成就斐然。

王霞宙致力于花鸟画的创新，在创作上主张“变法”，刻意独辟蹊径而自成一格。他的画法数经变易，50年代融恽南田的没骨法，创造出一种清新明丽的花鸟画风，赋予传统没骨画法以鲜明的时代感，使传统花鸟画取得了新的突破。其代表作《美人蕉》、《卷丹》等，对国内花鸟画坛影响很大。60年代是王霞宙创作的黄金期，也是其创作高峰。他在塑造时代新形象、体现时代新精神上下功夫，使传统题材、花鸟画焕然一新。

杨立光于此时达到艺术创作高峰。油画《马学礼像》于1958参加了全国美展，《方保山像》、《老妇人像》、《炼铁工人像》、《鳜鱼》等油画参加了湖北省美展。1960年，他同钱延康、孙葆昌、彭述霖合作，创作了巨幅油画《长江大桥》，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将中国绘画重意尚写的特质融入油画的笔法表现，色彩凝重浑厚，具有典雅大度的气质。

刘依闻创作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在“二·七”工人俱乐部》、《麻城暴动》等作品受到好评。《老人》参加全省美展获优秀作品奖，并被文化部收购。1957年春，他与程十发等国内知名画家参加了全国美协组织的赴云南写生活动，画了大量写生作品，以娴熟的油画技巧和质朴的表现语言传达出西南边疆浓郁的生活气息。

张振铎将荆楚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与吴越文人画传统结合起来，形成笔沉墨实、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浑朴大方、酣畅豪放的风格。1960年代左右，他创作了许多国画作品，不少作品公开发表或出版，还应邀进京为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创作了巨幅国画《丹江水库新貌图》和《桃子树》。他与关山月、黎雄才、张肇铭合编出版了《中南国画创作选集》，与张肇铭合编出版了《花鸟画集》。50年代末，在有关单位组织下，他和王霞宙、张肇铭三人同赴外省进行国画交流讲学，将湖北花鸟画艺术介绍到省外。1963年他们首次联手在武汉举办大型的《张肇铭、张振铎、王霞宙画展》。

李一夫在五、六十年代承担了一些社会性和国家级别的设计任务。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展览设计、武汉长江大桥上的栏杆装饰和桥头堡大厅穹隆的图案设计、“湖北省社会主义教育展览”布展总设计等重要工作。1958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等北京十大建筑的相关装饰设计工作，并担任人民大会堂湖北厅设计装饰工程总设计师。他在设计中结合各建筑的特点，发扬民族艺术传统，吸收西洋建筑艺术长处，取得很好的效果。

武石50年代创作的套色木刻《最后一根钢梁》被誉为新中国版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陈天然的创作也在此时进入高峰，他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版画展览，并被刊载和正式出版。《套耙》、《牛群》、《休息》、《家肥出门》、《赶船》、《山地冬播》、《琅琅书声》、《抗旱保种》、《书店》等作品，以朴实、醇厚、劲健、简明的风格和带有浓郁乡情的审美趣味，引起国内及日本版画界的关注。

与此同时，中青年教师创作也都取得较好的成果，如张朗的年画《捕鱼》、邵声朗的年画《登高图》与门画《开渠造林》等作品在传统与生活的结合上，作了有益尝试；万昊的油画《山晓》、蓝玉田的作品《月夜积肥》、李英武的油画《毛主席和炼钢工人》都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活、新人物、新气象；钱延康、孙世灏、孙葆昌、谢珍珠、李承荫等的工地写生都表现了时代精神美和自然美；王福瑧与李祥美合作的雕塑《李自成》也获得好评。在连环画创作方面，邵声朗的连环画《白荷花》、《秦香莲》；邵声朗、蔡宏坡和梁培浩合作的《南泥湾屯垦》；梁培浩的《王振东雨下苦战三昼夜》、《姑嫂探亲》、《胡琴的风波》；吕幼安的《一根小柳树的故事》；王福瑧的《小俩口抗旱》等作品出版后，深受群众喜爱。1954年，汤文选的国画《婆媳上冬学》入选全国美展获一等奖。

这一时期，由于美术系有较多艺术实践活动，促使学生成长迅速，主动性强，创作能力提高较快，也取得好的成绩。

1963年1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办了“美术系1963年下乡美术创作展览”，在社会上公开展出，受到好评。

1964年和1965年，美术系本科学生毕业前至工厂、农村和湖北、湖南两省老革命根据地深入生活数月。他们的作品参加了“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毕业创作展览”，在美展上崭露头角。如谢源璜、蔡迪安等联合创作的《红军回来了》和《洪湖风暴》、伍振权的《出击之前》、陈元武的《扎排运粮》、彭涛的《当家人》、陈迦逊的《炉火正红》、查世鸣的《诉苦会上心连心》、贾国中的《公社窑厂》、张汉荣的《秧歌》等作品受都到好评，当时《长江日报》整版刊载了美术系毕业生的毕业作品，引起社会反响。杨惠民的《渡》、肖成章的《洪湖岸边是家乡》、汪良田的《在毛主席身边》、陈立言的《秋忙》、杨奠安的《山村闹市》、唐小禾的《五好社员发奖》等作品都在“全国艺术院校毕业作品展”上被评为优秀作品。唐小禾的《两路人》、尚扬的《当年长工》、程犁的《阶级仇》曾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公社风光”展览。程犁创作的《红榜》参加了全国第四届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汪良田的《在毛主席身边》被湖北省委收购，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雕塑专业的师生还集体创作了近百个人的组塑《人民公社好》。这一时期，陈立言、李泽霖、杨永东、贺飞白、陈迦逊等学生创作的年画正式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1965年暑期，美术专业最后两届学生一并毕业，其中选留了唐小禾、张京德、罗潘、杨永东等10名毕业生。

1958年至1965年，美术系共培养学生408人，其中本科毕业生210人，专科毕业生198人。这些接受过正规高等美术教育的莘莘学子走向社会后，为祖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中一些人在70年代后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画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第二节  停办改组，教学中断（1965—1970）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全国自1950年“院系调整”之后，又陆续调整过多次。1961年，文化部教育司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全国艺术学校的初步意见》（草案），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等艺术学校按大区布局进行调整。当时文化部拟定的“保留高等艺术学校名单”中，确定将湖北艺术学院两系分别独立建院，即音乐系改建为“中南音乐学院”，美术系改建为“湖北美术学院”。

1962年6月，根据中央和省委决定，湖北艺术学院准备分为音乐与美术两个学院，省委指示在正式文件下达前可做好分院的筹备工作。为完成筹备任务，院党委决定组成两个建院筹备委员会，分别由林路和杨立光直接负责两个学院的筹建工作。其中美术学院筹备委员会6人：主任杨立光，委员有刘依闻、王霞宙、张振铎、李一夫、孙葆昌。8月，院党委向省委呈交了《关于音乐、美术两院机构设置及主要人事安排的请示报告》，等待审核批准。正当美术系与音乐系紧锣密鼓积极筹建两院时，时局突变。湖北省根据国民经济状况，对湖北高校再次做出调整和精减。按大区调整原则，鉴于中南地区的广东省已有广州美术学院，省委决定裁减湖艺美术学科；而音乐学科则根据本省需要继续开办，学院名称不变，仍由省教育厅领导。1964年3月，湖北省委将关于湖艺调整相关问题上报，中南局并中央教育部、文化部原则同意调整方案，要求美术系办到在校学生毕业为止。

1965年10月，美术系及美术附中均停办。湖北省政府将湖艺美术系改建为“湖北美术院”[1]，湖北美术院为厅级建制，由湖北省宣传部领导。王太刚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师群任党委副书记，杨立光、刘依闻任副院长。为保存湖北美术教学力量，省委决定保留原美术系教师的学衔和职务、教学设备、校园校舍，以待随时恢复美术办学。新成立的湖北美术院以美术创作为主，兼事培训。“文革”期间，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唐小禾的油画《在大风大浪中前进》。1971年，为了参加“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美展”。唐小禾根据毛泽东196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为题材创作了《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给予刊登。

1970年6月，湖北省再次对全省仅存的19所大专院校继续进行调整、合并、撤销。美术系停办五年后，保留音乐系继续办学的湖北艺术学院也被宣布撤销。至此，湖艺美术系和音乐系校园全部被占，人员流散，校产丧失。在中断了五年的高等美术教育之后，高等音乐教育也遭遇毁灭性打击，湖北高等艺术教育事业就此停顿。

美术系停办时，美术校区建筑面积为33119㎡，教学设备尚有石膏模型1195件；衬布、服装、瓶罐等写生用品1184件；写生台、桌、凳等2629件；绘图工具、仪器等641件；幻灯机、照相机、射灯等131件，总价值约42677元。图书室有一些外文美术资料和画册，藏书为77526册。不久，这些设备和图书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首先是土地的调配及校舍被占。1964年4月，因美术系即将停办时，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将昙华林校区东南角18亩土地划给某部队修建营房（称之为第一期工程）。1966年底，部队又在原美术系蘑菇房、学生体育活动场地两处约五亩土地上，修建了四层住宅楼和办公楼（称之为第二期工程）。1970年，部队再次在原美术系两所雕塑教室之间的空地修建锅炉房和浴室（称之为第三期工程）。1965年，美术系改办为湖北美术院，成为文化局所属单位。于是，所有校舍及校产，包括图书和设备等都成为文化局财产。文化局属下的文化馆、幻灯厂等另外几个单位也陆续入住昙华林，分得部分校舍。由于无人管理，加上周边居民多次蚕食，原美术系校园已是四分五裂。

其次是教学设备、办公设备的损毁。原湖艺美术系教学设备，是根据美术教学的需要而购置的。其中一些石膏像还是50年代华师从欧洲进口的翻制品，价钱昂贵，在“文革”中却被当作“封、资、修”之物全部被砸碎，一些教学用具也被堆在操场焚之一炬；一些办公设备和教学设备堆放在仓库里，因长期无人管理而有不同程度的丢失和毁坏。

其三是人员流失，教师和干部遭受迫害。美术系停办后，大部分专业教师留在湖北美术院，还有一些美术教师陆续分配到其他单位。教师们在“文革”中普遍受到冲击，绝大多数被批判、打倒，或蹲“牛棚”，或“靠边站”，或下放劳动改造，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文革”期间造成的各种损失，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难以弥补。

第三节 恢复教学，谋求发展（1971—1976）

1970年，湖北省直文教战线指挥部制定《关于大专院校整编实施意见》，对湖北普通高等学校进行了整编。为延续湖北艺术教育，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原湖艺基础上重新组建湖北艺术专科学校，恢复原音乐系和美术系。由于文革期间原美术系校园及校产被占，设备损坏，教师流失，因此，初期的筹建工作极为艰难。

1972年，湖北艺术专科学校正式成立，美术系和音乐系恢复招生。5月，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30人，分为国画、油画、版画、工艺美术4个专业，学制三年，主要为省、地区、专县培养美术专业人员。同月，美术系从美工队调回杨立光、张振铎、刘依闻、王霞宙、阮璞5位教授和一些教师。他们立即开始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方案和教材。开学前，为争取办学条件，美术系与省文教指挥部、文化局、美工队进行了极为艰难的谈判和协商。最后，从昙华林原址收回1000多平方米用房，其中包括食堂、一栋两层教学楼、3间雕塑室（平房）和5间学生宿舍；从美工队仓库借出少量的办公用具和教学设备（系原美术系财产）。虽然当时美术系办学体制和规模还没来得及确立，机构、师资、校舍、教学设备等问题也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经过大家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于9月如期开学。以后又陆续从美工队调回一些教师，但大部分专业教师仍留在美工队，成为文化系统的创作人员，再也没能返回课堂。

文革后期，解放后17年的教育工作被全面否定，“两个估计”和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开门办学”，使全国教学秩序依然处于混乱状态。美术系在这种形势下重建，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在教学方面深受“教育革命”影响，组织工农兵学员到农村、工厂、部队搞开门办学，影响了专业学习。

1973年，美术系由于办学房屋、设备、师资等方面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缺乏应有的教学条件，无法继续招生。因此，这一年只举办了各类美术短训班，为有关单位培训美术干部和美术专业人员。

美术系刚恢复不久，师资力量严重不足。1972至1974年期间，国画教师有张振铎、王霞宙、邵声朗、徐邦洽、梁培浩、罗潘等；油画教师有杨立光、刘依闻、丘传皎、谢珍珠、李承荫、肖成章、王锦新、黄强等；版画教师有武石、刘述杰、戴槐江等；雕塑教师有张祖武、汪良田、李正文等；工艺美术教师有张朗、梁培裕、张庸、丁同成、黄祥清等；美术史教师有阮璞、蒲新成、王道明等。文革后期，老教授尚未完全落实政策，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很快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中年教师大都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培训任务，他们除了承担本专业的绘画基础和创作课程外，还要兼任其它专业的基础课以及各类短训班、委培班的课程，非常辛苦。同时，由于教材的匮乏，各专业教师还要利用课余时间自编各类讲义和教材，以供教学之需。这一时期的教师为美术系恢复教学做出重要贡献。

为解决美术系办学的实际困难，学校领导和美术系负责人多次向省委主管部门反映，上级主管领导决定由省文办牵头，组成5人小组，负责解决美术系师资、校舍、教学设备等具体问题。1974年4月，由省委宣传部两位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省教育局、省文化局及湖北艺术专科学校三方会议，三方就校舍、教学设备、图书以及分界线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后，美术系收回图书室（连同藏书）、教学设备和一部分校舍，但是分界线内被占的土地及房舍一时无法全部收回。其结果是美术系仍困在弹丸之地，昙华林校区依旧是多家房客，各自为营，这成为遏制美术系发展的瓶颈。

1975年，改善教学条件成为当务之急。教学场地、教学设备、经费、师资的严重不足，极大影响了美术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办学危机，学校决定为美术系修建一栋新教学楼。由于美术系后勤人力不足，基建工作全部由教师承担。全体教职员齐心协力，全力支持基建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号教学楼竣工，总建筑面积为2204㎡，终于缓解了画室和教室不足的局面。尽管当时办学经费匮乏，校舍不足，教学设备残旧，师资力量青黄不接，学生没有运动场所，且教育和教学不断受到“四人帮”的干扰与破坏，但全体教职员工团结一心，积极探索办学方向和寻求发展空间，改善了办学条件，度过了最艰难的求生存时期。

这一时期，美术系系科设置虽然尚未调整健全，但已逐渐恢复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5个专业，成立了国画、油画、版画、工艺美术4个专业教研组，制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编写了各专业教学的讲义和教材，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1972年至1976年，共招收两届三年制工农兵学员62人，一年制“社来社去班”学员30人，二年制“社来社去班”学员67人，二年制“厂来厂去班”23人，二年制师范班20人，二年制师范班22人。开办各种类型的美术短训班，每期半月至两个月，共8期，培训700余人。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开始恢复和整顿教育教学秩序，湖北美术教育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第四节 正本清源，焕发生机（1977—1985）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刚刚从“文化大革命”噩梦中走出来的中国，百业待兴，人才奇缺，尤其是艺术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艺术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使艺术招生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美术系于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计划招收染织专业12人。报名初试者竟达4162人。此次招生，考生人数多，质量好，有一定的素描基础，而且对物体的空间感、质感、量感和色感都具备一定的表现能力，图案设计色彩明快、大方、美观，备受主考老师称赞。

1978年1月，湖北艺术专科学校改名，恢复原校名湖北艺术学院。翟民为党委书记，林路为院长，谢功成、师群、杨立光、张振铎、张中光、叶素任副院长。学院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入揭露“四人帮”对艺术教育的摧残，批判“两个估计”，肃清流毒，大力整顿教学秩序，迅速转入以教学为主的轨道。

一、解放思想，打开办学局面

1.梳理办学思路，调整办学结构

1978年10月，学院向省委宣传部、省文教办公室呈交了《关于改变我院现有体制，发展我省艺术教育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建议将湖艺改制，分别建立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以利于更好地发展艺术教育。这个报告虽未得到批准，但学院的办学思路发生了很大变化。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学院解放思想，将美术系扩大为美术分部。此后，分部独立进行教学、行政、人事管理以及招生和分配等一系列工作，在办学上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权，为美术教育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改革开放初期，正本清源，梳理办学思路，调整办学结构，寻求新的发展，成为美术分部最为重要的乐章。

1979年，美术分部提高办学层次，开始招收首届研究生，设有国画、油画、工艺染织、中国美术史专业，学制二年，招收研究生5人。

1980年11月，根据中央文化部关于艺术教育发展规划和体制改革意见的精神及省文办、省教育局、省计委对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的要求，美术分部梳理办学思路，在《关于湖艺美术分部发展规划和体制改革的报告》中提出调整、发展和体制改革规划的方针是“立足本省、面向全省，为湖北‘四化’建设需要的各类美术人才多做贡献。重点提高兼顾普及，长短结合，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对口培养，力争把美术教育办好、办活”。

根据这个办学思路，美术分部结合湖北“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提出进一步“调整和充实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结构”。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扩充办学层次。1977年招收本科生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3年开办美术中专部。从中等美术教育到高等美术教育，从普及到提高，逐步形成从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多结构的办学层次。

（2）规划多种规格的培养周期。根据各类人才培养需求和不同的教学模式，分部设置不同规格的人才培养周期。如研究生教育为三年制，本科教育除雕塑专业为五年外，其余皆为四年制，中等教育为四年制，专科教育分别有一年制、二年制和三年制。短期培训性质的则有半年、3个月或1个月不等。这样，既有利于培养“高精尖”档次人才，也便于短期内迅速培养急需人才。

（3）拓展培训的形式。改革开放后，分部打破“学院式”和“封闭式”状态，实行“辐射式”和“开放式”，在校内外开办各门类各专业专科、单科进修班和培训班，建立校外教学点等，以满足湖北地区和有关部门对人才培训的愿望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经过几年的努力，至1984年，分部已初步形成专业设置比较齐全、培养多种规格多层次的艺术人才以及多种形式办学的比较完整的美术教育结构。

在这一发展时期，美术分部编制由系变成部，结合自身具体实际，围绕培养高质量的合格人才，从基础建设入手，加强综合治理，制定了各部门各环节的一系列管理制度，提高了教与学、行政与后勤等各方面工作的协调性，开创了美术教育新局面。

2.加强教学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分部多次召开教学改革工作会议，对今后学校教学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讨论，不断探索教学改革方向，并对美术各类人才的需求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及时调整美术教育方面的薄弱环节，在办学重点的布局上，将师范专业和工艺美术专业作为改革发展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对美术分部的办学重点、系科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了有计划的改革和建设。

(1)完善教学体制

由系提升为部后，原美术系成为分部下辖的系级教学单位。美术系的6个专业减少为油画、国画、版画、雕塑4个本科专业，除雕塑专业为五年制外，其余皆为四年制，主要培养高校美术师资和各类美术研究人员。

1978年，美术师范科成立，学制三年，成为分部下辖的独立教学单位。师范科下设国画、油画、版画等专业，主要为中学、中师和高等师范院校培训美术师资。专业课必须打好扎实的造型基础，是师范科的教学思想，也是美术教学的一贯原则。为此，师范科采取了几种形式加强基础功训练：一是将留校的青年教师分批送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二是规定教师每周都要集中备课或练习基本功（称之为“踢腿”训练），以提高教师的绘画技能和教研能力；三是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和创作实践。首届师范科学生因绘画功底扎实，在校期间积极创作，成绩突出，在美展中频频获奖。

1979年，工艺美术系成立，下设染织、装璜和工艺造型三个专业，学制四年，主要为纺织、轻工、商业、外贸、旅游等单位培养工艺美术设计和研究人才。工艺美术系的教学理念是学用结合，以适应时代对设计人才的定位需求。为此，系里不仅设有陶瓷、印染和产品造型3个教学实习车间，而且加大与相关企业、工厂联系的横向联系，把基础课、专业课，设计课和工艺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染织、装潢和工艺造型三个专业齐头并进，迅速发展，很快与改革开放中的湖北经济建设接轨，成就斐然。染织设计直接参与工厂的产品设计和生产；装璜设计以包装、家用等日用品为对象；工艺造型专业是湖北省内最早开设的造型专业，教学中注重吸收楚文化之精髓，成为湖北日用陶瓷器皿造型设计艺术的风向标。工艺美术系为湖北省乃至华中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实用工艺美术教育家和设计家。

1979年，美术系开办研究生教育，学制三年。当年招收了5名研究生，为油画、国画、工艺美术、美术史论4个专业。

1983年，美术中专部成立，恢复了美术中等教育。中专部下设师范专业和工艺美术专业，学制四年，主要培养高等美术学院后备生和中等美术人才。根据附中学生升学与就业的特点，加强了实用美术课的教学，开设了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等新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绘画技能。同时，组织和参与国内《七校附中和中专学生作品巡回交流展》。通过交流与学习，使学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学习兴趣和创作能力。

至此，分部教学体制已形成二系一科一部（即美术系、工艺美术系、师范科和中专部），逐渐建立起研究生、本科、专科、中专、代培等各种人才培养和培训阶梯。

（2）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

美术分部根据各专业教学需要，先后设立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染织、装璜、工艺造型、工艺基础课、师范成人等教研室。各教研室根据教学改革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修改和重订各专业各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编写了20多份教学大纲和讲义；加强了教材的基本建设，各教研室先后编撰了《西洋美术史》、《绘画透视》、《绘画写生色彩学》、《印染设计课教材》、《水彩画技法与欣赏》等教材，并积极参与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教材编写及教学研讨会议。

（3）加强图书资料管理

“文革”前，美术系藏书七万多册，分别来源于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湖北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学校。除了美术、社科方面的图书资料外，还有图片、湖北民间剪纸、书法、绘画等藏品，其中明、清藏画以及部分国内著名美术家的作品，尤为珍贵。当时的美术系停办后，这些图书资料归属湖北美术院。70年代初，重新恢复美术系后，经过多次交涉，图书资料室连同藏书被收回。当图书资料室基础条件很差，只有3间20㎡左右的房间，分别是学生资料室、教师资料室和一个库房，全部在一楼，尚无编目，堆放混乱，且地处潮湿。为了满足师生的借阅需求，美术系和图书资料室负责人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借阅条件：①派管理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编目，逐步对所有藏书进行整理、编目、上架，实行开放式借阅；②制定图书管理和借阅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③发放学生借书证，定时对毕业生开放教师资料室；④增加一个阅览室，并设定晚上开放的时间，方便学生阅读和自习。经过几年的努力，图书资料室逐步走向正规化管理。

（4）获得学位授予权

1982年，湖北艺术学院被批准为国务院授权授予学士、硕士学位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九条，学院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谢功成任主席，杨立光、童忠良任副主席，成员共计17人，其中美术分部教授有杨立光、张振铎、武石、刘依闻、阮璞，副教授有刘政德、张朗等。分部还组织了有关学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并于当年开始为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3.科研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九省通衢的武汉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实施，武汉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文科教学、科研工作会议”，做出了高等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决定。湖艺美术分部成立科研科，加强了科研工作的管理。1979年9月，分部成立了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美术史论等研究室，开展各专业方向的研究。1984年8月，成立了美术研究所。美术各专业和各教研室、研究室结合教学、创作（设计）和社会需要，有计划地开展了城市雕塑、小型雕塑、工艺美术、壁画和美术史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80年代初，杨立光担任了湖北省城市雕塑组组长兼艺委会主任，张祖武担任了湖北省城市雕塑规划组副组长，美术分部开始参与城市环境美化和城市雕塑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雕塑专业教师结合湖北省实际和楚文化传统，研究制订武汉市雕塑规划设想，并研究设计了“黄鹤楼”、“葛洲坝”、“二七”、“九女墩”、“大悟革命根据地”、“光化”等纪念雕塑任务，有10件作品参加了1984年首次全国城雕展览，取得优异成绩；小型雕塑多次被国家征选到“非洲五国”、“东南亚”和美国交流展出。1980年8月，分部参加《中国雕刻展览》征集活动，有4名教师的10件作品被选送参加中国展览公司在尼日利亚举办的《中国雕刻展览》，他们的作品以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情获得观众的喜爱。

工艺美术设计将湖北的文化遗产与教学相结合，先后完成“永光”的香烟包装盒、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大型丙烯壁画《鹤归图》及黄鹤楼设计装饰纹样等设计和制作任务，受到好评。

美术史论研究室开展了中国古代画论、东西方美术比较、楚国美术史、敦煌壁画中的透视与构图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中国美术史教学大纲》、《绘画透视》、《文艺创作词典》等教材和专著，以及三期“美术评论”学报，并为文化部主编了一期刊物。

4.解决经费问题和校舍问题

恢复办学以来，百废待举，为发展湖北高等美术教育事业，艰苦创业，自力更生，是美术分部改革和发展的动力。

长期以来，财力和校舍的不足是制约美术分部发展的关键问题。为解决办学经费，分部采取了“开源养教”的办法，逐步从“五大财源”方面积累资金，为美术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具体做法为：（1）以教养教。即下放权利，层层办学。分部竭尽所能，支持各专业开办了不同规格的美术培训班、单科进修班以及各种形式的计划外办学，以增加经费来源。1981年起，美术分部开始招收自费走读生，从学费来源中解决一部分资金；（2）以工养教。分部成立工艺美术厂和美术设计公司，下放管理权，通过提成，积累资金，以解决教职工生活福利问题；（3）以文养教。利用学校窗口、疏通渠道，开拓市场。如创作、生产反映楚文化的高档工艺美术品，打入国内外市场，赴香港与出国举办美展等；（4）以为社会服务养教。搞好流通，增强活力，广开财源，如承接社会各类商品广告、装潢、设计等多种服务项目，增加教师收入；（5）以副养教。挖掘潜力，各显其能，搞活学校，如发挥总务、后勤等方面积极性，开办多种形式的第三产业积累资金。通过一系列措施，分部经费初步得到缓解。

为了解决教学用房问题，美术分部与部队多次协商，于1980年11月28日签订协议，部队将“文革”中占用的1000㎡土地退还。此外，省文化局安排陆续退出“文革”中占入的住户。用地问题得到缓解后，于70年代初开始修建校舍。先后修建了1号教学楼、2号教学楼、两栋教师宿舍、高知楼和食堂、浴室等公共设施，并对学生宿舍（十七栋）进行了加层改造。至1984年，分部校舍建筑总面积为10578.5㎡。

5.参与校际合作与国内外交流

美术分部遵循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从组织和管理两个方面，组织开辟第二课堂，支持和鼓励学生开展向老山前线同龄人捐赠画册、参加“江城大学生之春”、举办“大学生看当今社会”速写展等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1983年11月，分部举办“四校工艺美术教学巡回展”。这是由湖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四院校染织专业联合举办的有关本专业教学的公开巡回展，参展学生作品共254件。同年，工艺系装潢专业与四川美院、西安美院、苏州丝绸学院的装潢专业联合举办巡回展，引起热烈反响。

70年代至80年代，国内著名美术家先后到分部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如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冯法祀曾到分部访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华君武于70年代、80年代两度到美术系视察、交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李天祥和赵友萍夫妇曾来校进行油画教学示范，并举办了二人赴四川写生的油画展；著名美术家吴冠中也于80年代初来校看望过他的教师张振铎，并举办了画展。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对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分部先后邀请和接待了英、法、美、日、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访问，并就建立国际间校际友好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随着艺术创作的空前繁荣,一批批具有时代精神及中国特色的精品走出国门，登上世界艺术殿堂。从70年代末开始，分部有二百多幅作品先后参加了由中国艺术品展览公司或其他机构组织的赴日本、美国、法国、西德、瑞士、非洲、东南亚等国家的展出，得到较高评价。有的还在世界性美术展览中获得大奖，如李全武、徐勇民的连环画《月牙儿》获“首届瑞士国际连环画节”特别荣誉奖，张建伟（学生）的雕刻《八骏》获巴黎国际旅游艺术品博览会金质奖。

二、师资队伍形成梯次结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党中央关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及管理的相关政策，美术分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建立各类教师的全面考核、奖惩、提升、流动制度。根据教育部和文化部的文件精神，分部制定了《湖艺美术分部教师工作规范》、《湖艺美术分部教师工作量暂行办法》等制度，加强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切实保证教学、创作、科研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二.积极培养青年教师，有计划地组织中青年教师进修和培训。对“文革”后毕业的青年教师，采取校内外进修等多种方式使其达到硕士研究生毕业水平，成为合格的高等美术院校教师；同时，每年选留10%的优秀毕业生，在协助老教授教学的同时，提升其教学能力。

三.恢复学衔的评审和报批制度。1978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有关精神，分部认真搞好评定教师职称工作。至1981年，美术分部中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全部恢复了职称。同时，对于教学、科研、创作（设计）以及教书育人、教学管理有突出成绩和贡献的教师给予优先评报的政策。

四.努力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修建数栋宿舍，改造筒子楼，不断改善教师的居住环境。从学校基金中拨出专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人才投资，设立《教学优秀奖》、《创作优秀奖》、《科研成果奖》等奖励制度，以鼓励在教学和创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业务骨干。

几年来，美术分部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学校历史悠久，师资力量较强的优势，至1984年，已初步建成一支专业水平较高、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各专业都具备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著名的专家、学者及很有生气的青年教师，由此形成师资队伍的梯次结构和各学科的人才梯队。其中：

有曾执教于武昌艺专的杨立光、刘依闻、张振铎、阮璞；有曾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武石、师群、张祖武，他们经历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对美术有着执着追求，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且已形成成熟的艺术风格和学术理念，是美术分部最为宝贵的财富；

有刘述杰、张朗、刘政德；以及邵声朗、李承荫、谢珍珠、尚扬、罗潘、李泽霖、丁同成、黄力生等中年教师，他们经历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美术教育的发展之路，先后成为各学科带头人；

有王居平、徐邦洽、汤麟、张放、陈秀珊、张庸、蒲新成、梁培浩、乐建文、李钢等；有湖艺美术系成立之初跨入校门，毕业后又在本部任教的黄强、金超、戴槐江、安志今、肖成章、杨惠民、汪良田、汪泽成、关荫沛、杨永东、黄祥清等，以及其他美术院校分配来院的教师李正文、黄奇士、洪跃华等，他们经历了“教育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风雨，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逐渐成熟，是各个专业教学骨干。

有1972年美术系恢复重建后培养出来的莘莘学子孙汉桥、郑绪良、曹小强、段义芳、杨丹、张晓莉、李邦耀、罗世平、雷祖雄、郭召明、项金国、李微、唐大康、刘一原、皮道坚、徐勇民、李全武、刘寿祥、潘德彬、范汉成、曹丹、李红兵、周向林、刘紫建、李明、张导曦、张广慧、王勇、黄邦雄、张卫、徐坦等；以及其他院校毕业的陈池瑜、陈顺安、孙绍群、谢跃等青年教师。经过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和“整顿教学秩序”，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迅速成长，思想活跃，锐意进取，崭露头角，很快成为教师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这支教师队伍已成为新时期湖北地区最为出色的美术教师团队，他们在教学、科研、创作等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三、艺术创作充满生机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美术分部发生很大变化。逐渐解禁、开放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老艺术家相继复出，重新焕发出艺术活力，一批中年美术家恢复了创作热情，逐渐成为各专业创作的中坚力量；高考制度恢复后进入分部深造的青年学子也在画坛崭露头角，锋芒毕露。各学科的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基本形成了老中青艺术创作梯队结构。教学与创作相辅相成，促使美术创作蓬勃开展，充满无限生机。

1.老艺术家重新焕发活力

杨立光、刘依闻在“文革”后开始恢复创作。杨立光的《雕塑家张祖武》；刘依闻的《科学种田》、《钢铁工人》、《青年》、《书记在操作台上》、《李达》等油画作品依旧保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和写实表现手法，画风愈加纯熟。70年代后期，他们担任油画硕士研究生导师，教学重点放在培养研究生，精心培养了建国以来湖北第一批油画专业研究生。他们的学生多继承他们的写实风格，在创作上取得优异成绩。

阮璞研究的学术领域除美术史、美术理论及美学、诗学、词学外，尤以中国画学研究成就突出，其研究成果有《论画绝句自注》、《中国画史论辩》、《画学丛证》等学术著作。汤麟潜心研究美学和西方美术史亦卓有成就，著有《外国美术史》（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及罗马部分）。

张振铎晚年绘画艺术不断达到新境界，其画直抒胸中豪气，富有生活气息、时代特色和民族自豪感。这一时期，他曾为文化部作画30余幅，其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先后在武汉、桂林举办画展，《远望》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优秀作品奖，并出版《张振铎画集》。邵声朗从80年代起，主要从事山水画的探索，逐步形成个人浓墨重彩的风格。作品数次参加全国美术展并被选送国外展出。国画《朝归》在“湖北省庆祝建国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中获二等奖，《艳阳天》为第六届全国美术展优秀作品并入选百年中国画展，并出版有《声朗画集》。

武石于80年代前后，沿着中原突围路线，重访旧战场和他战斗过的地方，边采访，边写生，创作了许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并举办画展，出版《武石画集》。师群的版画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特征，作品风格呈现出自然、朴素而又真切的倾向，其版画《敌后宣传队》、《转移》曾在省美展中获奖。

张祖武参与武汉市城市雕塑规划。《列宁》、《李四光》胸像等作品在美展中获奖，《太白邀月》入选全国首届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刘政德在雕塑语言、雕塑形式与内容等关系上做了深入探索。他创作的“寓言雕塑”系列《东郭先生》、《盲人摸象》、《狐假虎威》等30多件作品于197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些作品以古朴浑厚、概括洗练的风格，诙谐幽默、情趣盎然的艺术语言向人们诉说其中深邃的哲理，受到观众喜爱。他的作品《比赛、友谊、和平》获全国体育美术展览二等奖。1982年，刘政德（与李正文、孙绍群合作）设计《葛洲坝大江截流用的大型“四面体”组合》，参加首届全国城雕展览，引起美术界重视。此外，刘政德（与孙绍群、李正文合作）的作品《林祥谦》参加全国城雕展，获铜奖。

张朗深入研究湖北民间艺术，创作了一些带有浓厚本土特色的年画和门画作品，《欢庆丰收年》、《幸福花开，喜庆有余》、《做新衣》、《百花喜迎春》等作品多次获奖或出版。他于1984年撰写的《丰富多彩的壮丽民间工艺美术》荣获湖北省工艺学会举办的论文比赛一等奖。

2.社团与创作相辅相成

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西方艺术样式纷至沓来，中外艺术交流和对外国美术的吸收借鉴促进了新时期美术的空前发展。中年教师渐渐恢复了元气，释放出被压抑了十几年的创作热情；青年教师则充溢着求知的渴望，勇于在艺术海洋里冲浪。教师们纷纷走出校门，与志同道合的校友及武汉美术同仁结社组团，形成不同画种的研究和创作群体，社团与创作相辅相成,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些社团公开发表个人艺术观点，相互交流与切磋，致力于开拓新的创作构思和研究新的绘画技法，频频自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甚至联手举办巡回展览，使湖北美术创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到高峰。

这一时期，武汉市先后成立的社团有“武汉水彩画会”、“武汉版画学会”、“申社”、晴川画会“、“行吟连环画社”、“湖北连环画研究会”、“湖北省工艺美术学会”、“十月水粉画研究会”、“两院油画联谊会”、“中青雕塑研讨会”等。许多老、中、青教师成为这些社团中的领军人物或骨干力量，推动湖北地区美术事业的迅速发展。他们的艺术创作摆脱陈旧模式、在作品类型、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青年教师刘寿祥在老一辈水彩画家的培养下迅速成长，很快成为水彩学科的带头人，并为以后成立水彩画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年国画教师致力于现代水墨艺术的创作研究，使国画创作在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上有新的突破，他们参与组建“申社”和“晴川画会”，除在本省经常举办国画展览会，还在联手北京、西安、重庆、南京等地巡回展出，第一次大规模的将湖北国画推向全国，影响极大，被叶浅予先生称为"长江画派"。各专业教师纷纷参与连环画创作，成就斐然。工艺美术教师通过“湖北省工艺美术学会”的活动，开展跨越地区、部门和行业界限的学科的横向联系，积极进行工艺美术理论、新工艺和新技术、楚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探索研究。油画创作突破“左”的禁锢，出现多元的景象。中青年油画家在“乡土美术”和“伤痕美术”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在美展中成就突出。1983年成立的“两院油画联谊会^[2]”促使湖北油画创作群体形成，他们不断探索油画创新之路，确立了湖北写实油画在全国的地位。由中青年雕塑教师和雕塑家组织的两院^[3]“中青雕塑研讨会”，也造就了另一个比较持久的创作群体，推动了雕塑专业的教学和创作的迅速发展。

3.艺术创作成果丰硕

在此期间，学院坚持以教学和创作科研为中心，促进了分部美术创作。师生们在教学实践和不断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共创作设计出4000多件作品，先后被选送参加全省、全国及国际文化交流展览，并频频获奖。

1979年10月，湖北省庆祝建国30周年展览，刘述杰的版画《渔汛》、汪良田的雕塑《怀念》均获得二等奖。

1980年12月，“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中，李全武的油画《禁锢年代》、徐勇民《古乐新声》获三等奖。1981年，湖北省“建党六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中，黄力生的油画《艰难的年代》、徐勇民的国画《子孙》、郑强的国画《光明之路》同获二等奖。同年，“全国商标广告设计展览”中，工艺装璜专业学生范汉成的广告画《剃须刀》；张普的招贴画《水球》；阮正仪的广告画《小小绒玩具》；冯长新的招贴画《粉饼》同获金奖。1983年，范汉成的宣传画《爱鸟图》在“全国宣传画展”上获二等奖。

1984年8月，武汉展览馆举办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第六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览”。分部教师们在此次美展中成果斐然。在全部展出的427件作品中，分部师生入选参展作品99件。其中尚扬的油画《黄河五月》和李全武、徐勇民的连环画《月牙儿》获金奖；李全武的油画《苦难的年代—凌辱•掠夺•反抗》、汪良田的雕塑《瓜妹》、郭召明、乐明洋的连环画《女大学生宿舍》、曹小强的连环画《百合花》、徐勇民的插图《家》获银奖。

10月，文化部、全国美协联合在九大城市分画种举行“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分部有26件作品参加，其中李全武与徐勇民合作的连环画《月牙儿》获金奖，辑入20世纪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藏作品选；徐勇民的插图《家》获银奖；黄祥清的《乌龟打死了老虎》获铜奖；获得优秀奖的作品有尚扬的油画《黄河五月》、《爷爷的河》、周向林的油画《甜桔》、方少华的油画《白云》、曹小强的连环画《百合花》、张晓莉的雕塑《漾》、刘寿祥的水彩画《冬花》、李邦耀与曹丹、孙汉桥联合创作的宣传画《救救森林》。

自1958年湖北艺术学院成立以来，美术和音乐两部分一直分别在解放路和昙华林两地办学，教学、科研、教务、行政和后勤都是分开管理的，形“合”而实“分”，对办学极为不利。因此，美术部分和音乐部分一直希望独立建院。

在20多年的岁月里，美术系分分合合，撤销又恢复，造成校园丢失、房舍被占、财产损毁、师资流散，元气大伤。文革后，全国许多省市的艺术教育都已恢复原来的单科学院建制，这更促使美术分部下决心独立建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美术分部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1984年5月，师群同志离休，杨立光同志、宋驹同志任顾问。11月，学院党委对美术各处、系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和专业带头人。12月，又对美术各教研室、各科室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选拔了一批年青干部。由此，形成新的干部梯队。1984年底至1985年初，美术分部开始积极筹备成立湖北美术学院。

风雨沧桑，岁月峥嵘。雄鹰展翅，即将飞向更广阔的天空。